任何历史剧、历史小说都只能是“故事新编”，有如鲁迅给自己采取古代题材所作的小说集的定名。莎士比亚历史剧里的李尔王、亨利王、查理王，这个那个的人物难道是他们的原生态么？倘若要顶真，那末连堂而皇之的官修正史，和当时的现实一对照也是面目全非的。事情发生时就有传闻失实，记载走样，事件经过因果处理，抽象化的过程又必然和具体情况游离，臧否人物和评价是非也逃不脱功利的、不同价值观等等之类的多种制约，偏见的羼入乃至夹带私货都不可免。历史都为现实直到为写史人自己的目的服务，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情是没有的，也做也做不到。
就说这部小说的主角司马迁，迄今无法超越的史家的顶峰，他的《史记》难道不是有意或无意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态度解释历史，有归善归恶的夸张么？尤以写武帝一朝的史事，主观色彩更浓，慷慨激愤，情见乎辞，虽然不像班固所评的“其是非颇谬于圣人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，但对史料的别裁和评价的抑扬中，对历史的原生态定然疏离。当然，这种主观精神的投入恰又成了《史记》中的华彩音符。
只有把历史写成或曰解释成《史记》模样的司马迁，才是真正的司马迁。否则他就成了果戈理所说的“不是这，不是那，不是鱼，不是肉，不是城里的薄葛蛋，也不是乡下的绥里方”那样的什么也不是的人了。司马迁可说是中国千古文人命运的象征，历来文人倘有向权力说“不”的，都不能幸免于阉割。中古以前略宽松些，唐宋以后，被科举阉割了大半；明清以后，八股使大批大批的文人成了“无性人”；世易时迁了，又为意识形态和舆论一律所阉割。司马迁这样以阉割之身依然演出了人生悲壮剧的英雄，不是不仅能赚得读者的几滴眼泪，而且还更能搅动观众心头的血，并激使人面对世界有所选择么？
回到历史小说都是故事新编的题目上来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事，无论谁怎么解读，都解读不出原模原样来。最大的可能，或者还可以说是肯定点，唯一能显示的只是投入者的作家自己。我没有读过小说《司马迁》的全文，只读到了东方芥子君给我寄来的一个情节节略，连梗概也不能了然。但我知道，作者是善于写荒诞剧的，私心以为，这部《司马迁》怕也会写成荒诞小说。这也无所谓，而且也许更好。世界按正常的理性、正常的道德来说，原本就是荒诞的——当然，这“荒诞”和西方的Absurdism不是同一意义。荒诞才有悲壮，才能出英雄。平平常常的世界里则只有什么也不是的人，哪来的司马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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